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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民难于治吏，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。在古代王朝中，治民的难度更高于治吏，因为民间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比起官僚制度要复杂得多。即便是清朝入关后，皇帝们也都开始学习儒家思想，但在治民的方略上，同此前的王朝差不多，都是宣扬儒家的道德观，以此来整合国家的社会风气。

雍正皇帝在这方面下的功夫，一点都不比在官员们身上消耗的精力少。他非常清楚，吏不稳，只是疥癣之疾，而民不稳，则国不稳。因此，雍正对治民的重视尤其突出。他曾专门发上谕给各个省的总督、巡抚，要求他们把治民的重要性置于其余诸事之前。至于地方大吏，料理刑名钱粮案件，自是要紧，若能转移民间风俗，使之向善，又在办理诸事之上。

雍正搞的那些改革，除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，也是在相应的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，这是引导百姓向善的基础。当然，这只是治民的其中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要主动引导百姓的道德观，把“刁民”教导成符合儒家思想的“顺民”。然而，雍正是想用官府的权威强行推动道德的改变，却忽视了提高全民素质，其作用只在一时，绝无法永久。

在雍正执政时，他甚至一度因好几个省的民风达不到他的要求，下旨停止了地方上的乡试、会试，要求地方上改正后，才能恢复考试。但是，他采取的方式并不太妥当。要改变民风，引导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观，还是需要用全面教育的方式，提高百姓素质，这需要长远的布局。当然，在古代，要做到这一点很难，毕竟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说法，在古代统治阶级的心中，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。